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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的蜗牛中国近代史杂谈3-关于袁世凯的功绩

发布于:2015-02-23  |   作者:爬行的蜗牛  |   已聚集:人围观

爬行的蜗牛今天继续写中国近代史,关于袁世凯的功绩。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一直是争议不断,但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确做出了很多贡献我们应该予以肯定。爬行的蜗牛给大家列举一下袁世凯的主要功绩,希望大家能用看待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待他,不要一味的谩骂和污蔑。
教育方面的改革:
教育方面的改革,围绕废除科举进行。光绪二十九年二月,袁世凯与张之洞联衔上疏,指出“致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建议将各项考试取中名额按年递减,分两、三科减尽。以往举贡、生员按不同情况,令其分别入新式学堂、速成师范学习,或另给其他出路。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袁世凯领衔与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联名上折,指出目前“危迫情形”,“实同一日千金”,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数十年后,人才始盛”,因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清廷允准,谕令所有乡、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从此,科举制度永远废除。科举制的废除,打破了中国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的体制,为推广新式学校教育从制度上扫清了障碍。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设立学校司(后改学务处),督办全省教育。学校司下设专门教育、普通教育、编译三处及研究所,研究学校编制、教授方法;派遣查学员考核官绅办学情况;通令各地成立劝学所、宣讲处、阅报所,进行引导宣传;通令各州、县自筹资金,分期分批组织士绅赴日本考察教育,了解各类学校的编制、组织、教育学、管理法等。为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尽力设法筹拨公款,并劝导地方出资办学,袁世凯亲自捐款两万元助教。为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袁世凯聘请美国人丁家立担任高等学堂西学总教习,令其在天津大学堂学生中选拔优等生充当府设中学堂教员;设师范学堂,并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到光绪三十二年上半年,袁世凯奏报已开办各级各类学堂如下:
北洋大学堂1所,高等学堂1所,北洋医学堂1所,高等工业学堂1所,高等农业学堂1所,初等农工业学堂及工艺总局附设艺徒学堂21所,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中学堂27所,高等小学堂182所,初等小学堂4162所,女师范学堂1所,女学堂40所,吏胥学堂18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1所。注册入学人数共8。6万人,连同武备、巡警等学堂,总数不下10万人。
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学生16。4万多人,人数位居全国第二;学务资产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1901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
政治:立宪
这一改革维新的极致,是倡导立宪。袁世凯奏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不久,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绍英等五大臣携带随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经费难以筹措,袁世凯带头认筹,慷慨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并允诺以后每年筹款十万两,作为出洋考察经费。又奏请派遣官绅游历日本,开启民智,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做相应准备。清廷随即谕令奉天、直隶同时试办地方自治。
警察制度:
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租界出现以后,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北洋新政:
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
交通:
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庸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军事:
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至少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另外关于21条,也存在一些争议
关于21条:屈辱外交不是卖国
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他还引朱尔典的话,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5月25日,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
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30年代初,史家陈恭禄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评点此事:“何可厚非。”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虽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但在《袁世凯传》中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我们评论一个人不能一棍子打死,我们不能因为袁世凯称帝了我们就一味的贬低和谩骂。只要他做过好事,推动过中国的进步,我们就应该肯定,做过的错事比如称帝我们就应该否定,这样才公平。总体上来说袁世凯是个合格的政治家而且为中国的进步做过很多好事和实事。总比满嘴跑火车不干实事,只知道瞎咋呼的人好得多。希望大家能放下成见,不仅仅是袁世凯,还有北洋集团的很多人,甚至北洋那个年代,我们都需要去掉我们的有色眼镜,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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