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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的蜗牛中国近代史杂谈34-甲午战争后的清流

发布于:2015-05-30  |   作者:爬行的蜗牛  |   已聚集:人围观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对于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国家机构的上层触动非常巨大,爬行的蜗牛提过好多次,其实在这之前的外国侵略战争一直没有打破大部分国人的脸皮,他们依然在一个充满浓重霉味的地窖里面自娱自乐。站在清流们的角度上,以前战争的失败只不过是因为西方人用的“奇技淫巧”,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种小人和无能的武将捣鬼,是的,我们国家依然是天朝上邦,我们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国家的一切比如各种政治制度,各种文化都是领先世界的,我们不需要学习,就算学习也是船坚炮利而已。

很早之前发现需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郭崇韬被骂的狗血喷头,而且被国人不耻。湖南的士绅还要“开除湘籍”,详细的我们就不说了,应该专门写一篇文章来描述一下郭崇韬。但是到了乙未(1895)年已群聚于变法和“求新”大旗之下,以“求新”和“西学”相表里的,也同时这一群原来的清流人物。这不能不算是一种脱胎换骨之变。作为三十年历史的延续,清流及其后续的帝党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外观上依然各秉渊源而各成一派,但就内里而言,变化中的原清流已越来越深地进入了曾纪泽所谓的“事会之乘”,从而在实际事物的操作中越来越真切体味到十六年前曾纪泽所阐述的洋务之“势有必至”和“理所当然”。

清流终于也明白了差距有多大,于是而有沈曾植谋“开学堂、设银行”,筑“东三省铁路”;文廷式“请各省开矿”;王鹏运説“经国要图,洋务爲急”;陈炽倡“立商部”、“行钞法”、“铸银钱”、“修铁路”、“广轮舟”、“开矿政”、“立书信馆”、“徵烟酒税”;孙诒让以“广求君子之通洋务者,与共撑时局”爲“今之要事”,以及张元济切论“自强之道,自以兴学爲先”;李端棻奏议“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等。

而对照前后,这之中被列为要目的东西,许多都是李鸿章已经做过或心中想做却之前一直被清流所阻挠的事情。所以群起的清流虽以“吾党”、“吾辈”和“同志诸公”、“力求振作之党”自立称谓集为一类,自觉地把自己同别人区分开来,但他们用来表达主张的中心观念和基本观念,却依然是以洋务爲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内产出的“自强”和“富强”。这种见之于甲午战后的事实醒目地説明:他们虽以怒目相向对李鸿章,而由世路经历而在主张上依然蜕变而为李鸿章之路所折服。

甲午战争深深的打醒了这些清流和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他们从自强求富慢慢的转变为了“变法”,戊戌变法也就在这个条件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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