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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的蜗牛中国近代史杂谈15-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

发布于:2015-03-30  |   作者:爬行的蜗牛  |   已聚集:人围观

爬行的蜗牛继续写中国近代史,1913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到日本。他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组织严重不纯,“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于是,孙中山决定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成立中华革命党。
      爬行的蜗牛列出一些中华革命党的党章,我们看下中华革命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党。中华革命党采用权力集中的党魁制:《总章》赋予总理独裁的权力:“总理有全权组织本部为革命军之策源”,“本部各部长、职员悉由总理委任”;“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孙中山指出,革命党人“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他所讲的“惟一领袖”正是他本人。新入党者必须宣誓“附从孙先生”,并在誓约后加盖指模。《总章》还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普通党员”、“协助党员”三等。
       当然爬行的蜗牛承认,孙中山这么做是有一定道理的。同盟会组织涣散的状况,同盟会内有识之士一直忧心忡忡。在总结广州起义失败时,黄兴指出:“广州之败,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纯慕文明参议体制……不知发难之事,非专断不可”。在谈到同盟会领导武装起义失败时,谭人凤指出:同盟会“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胡汉民认为:“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辛亥革命后,宋教仁、黄兴等人“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把一些失意政客、干禄之徒纷纷拉入党内。一时间,国民党内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到了二次革命之时,这种组织涣散的弊端进一步暴露无遗。
      部分人觉得中华革命党的“中华革命党仍然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辉,具有很大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大部分是从成立革命党的初衷来说的,这种想法好办坏事,或者方法不对到底是不是错的问题,我不想争论。
      但是对于中华革命党的专制独裁倾向,以及按指模、效忠个人的一些做法及仪式,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和反感,“主要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党汪精卫等人,都因对寡头政治没胃口而闻风远逸,甚或罢工、杯葛 ” ,“只是由于黄兴采取了以大局为重的团结态度,才没有酿成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因此,这个新党始终未搞成气候,除开了一次成立大会和若干次小行动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
      黄兴曾多次与孙中山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他指出:“如果在誓约内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是等于附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来革命了”;在誓约内印上指模“太侮辱人了”;把党员分成三等,则是“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他希望孙中山勿“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黄兴断然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关于中华革命党,史扶邻教授有如下评价,“既像孙中山熟悉的传统的秘密会党,又像他后来欲仿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模式。”后来,孙中山对苏俄“以党治国、政党合一”的建国模式一见倾心,非常欣赏,也促使他决心再度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但两党领袖的独裁之路却一脉 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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